一个名叫春风的家 A Home Called Spring Breeze

易果参（Terri Nicholson）．美国籍
1976年育良小学创校校长．法总教育委员会委员

“请问师父，你可否帮这所学校取个名字？”我和师父同坐一部车，这似乎是个请教的良机。他想了一下，说：“‘育良’或‘育正’都可以。”我茫然地望着师父。那时候，我才学了几年的中文，而且大多是从我脑袋倏忽飘过，特别是有关中国文学及古文方面。我看看开车的盖瑞（Gary），他也不明白；师父很有耐性地用指头在手掌上写出来，可是我还是不认得。最后师父向我要张纸，我只有张小纸头；车子停停走走在颠簸路上，师父小心地为我写了下来，至今我还保留着这张纸呢！

一回到我的房间，马上拿出我的中英字典，看我是否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师父写下两个选择，“育”和“正”两字相叠；但由于我的无知，使我认为那是一个字，当然无法在字典里找到。总算有人帮我看，并且解释：“那是两个字而非一个字，师父的建议是‘育良’或‘育正’。”我心底想：做为学校的名字，这可是取得很不寻常。我认得“良”是“好”，“正”是“正当”或“正统”的意思；可是我还得查查“育”，它的意思是“培植、教养或抚养”。我们费劲地想要翻译出一个听起来有道理的英文名字。有人说英文的机构名称通常是名词，中文往往是动词──多棒的理念：学校拥有一个点明行动计划的校名！有位学中文的朋友开玩笑地建议：“为他们培植正确的学校”。

还记得有一次打电话订货，当我告诉他我们的校名是“育良”时，他大笑说：“这一定是在加州！”这个名字，对我及这个国家而言，都是新鲜的。我明白一些句子，通常是师父引用自《论语》的片断；但是我不认为我们当中有任何人知道，那是有名的孔子所讲的。

从某些方面来看，那就更奇妙了！这个理念既新鲜且令人振奋；我们不但帮助把佛法带入西方国家，还建立学校，教导孩子们如何做个好人。我们不是受过训练的老师，我唯一的训练，是当了一年的托儿所助教；而且没有一个人（除了师父）办过学校。然而那应该不会是那么困难。

藉着卡洛．鲁斯．西尔摩 (Carol Ruth Silver) 的协助，把他所收养的一位名叫阿辉的中国儿子，送来做第一位学生，学校就开张了。一开始，只有年龄四到八岁的八位学生，还有一些捐赠的书，教职员则包括我自己，及几位年轻的美国尼师们──然而教导幼小儿童，并非是她们当初出家修道时的本愿。

可是很快的，我发现自己太轻忽了。让一年级生去教幼稚园学生，她教她

反写一些字，这算不算是件严重的事呢？六岁的小孩爬上树，拿出小刀，掉了下去，幸亏没有砸到站在下面的孩子们，你该怎么办？如果他的父亲给他这把小刀当礼物，而不把这件事当回事，我又该如何处理？对于下课时跑去公园，然后说他们罢课，拒绝回校的学生们，要如何来培植他们的良善？更糟糕的是比丘尼们已经要辞职了，我该怎么办？办学还不到两个月，我已经蜷曲着身子在佛殿哭泣了。

就在这神奇的一刻，电话响了！

“发生了什么事？”师父问（仿佛他什么都不知道）。

“学生们不听话，老师们都要辞职了！”我抽泣着说。

当晚讲经时，师父给了我一袋奖品和点心，他耐心地解说：“你不能只是哭，你必须有些法子！”这样的指引和支持持续了好几年。他一贯的幽默与默默中令我恢复信心的力量，诱引我再度回到教室及这个一生的事业。学生们和老师们都继续成长与学习。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有男女分校的小学、中学，完整的教职员群，还有住校生和许多毕业生；有些还回来回馈老师所给予他们的慈爱，而任教于学校。你知道吗？他们确实已受到了良善的培植。育良小学，生日快乐！

凡是来到这所学校的人，不论是学生或是义务老师与职员，都会感受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经验。当我刚来万佛圣城学佛时，就被派到女校去教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英语。后来又教代数、世界史与道德课。甚至有机会教幼稚园，因而圆了我童年时想做幼稚园老师的梦。

至于做女校校长，虽然我缺乏经验，但前任校长们，乃至于职员与学生们都鼓励我并教导我。我发现我们愈是有恒心地致力于教育，本身的收获就愈大，因为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自己的缺点及应该改进的地方。当我们自己进步了，会更有能力来帮助与教导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年轻人的身心。

办教育是一件神圣的工作。就像美国教育家约翰．杜伊说的：“教育是社会进步与改革最基本的方法。”宣公上人说：“教育是最基本的国防。”

上人在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演讲，把目前的情形说得很清楚：“中学就要‘尽忠’，尽忠为国，爱护国家。为什么‘教育’是真正的国防？原子弹、氢气弹、死光，这些武器都是害人的，都是硬碰硬的，都是以毒攻毒的，没有一种祥和之气；这里边都是预备杀伤人类的，是最残忍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不教这个，我们教人‘尽忠为国’。你不能以你是强国的这种地位，去侵略弱小的国家。你要爱护自己的国家，也要爱护其他的国家，不要用这种武器、刀兵去伤人，你把人类都教导明白了，这是真正强国的一个根本道理。

可是世人都把这一点忽略了，只知道造飞机、大炮，只知道怎么样去侵略人家。啊！你若侵略其他国家，想去夺人国家的财产、布帛和子女，去把旁的国家的人都给抢来，这就是对自己国家不忠。为什么说不忠呢？你侵略人家，你一定要损失很多的生命财产；生命财产牺牲之后，你才能得到旁人国家的财产，但是这已经有所损失了。你就是有了其他国家的财产，也是得不偿失。将来其他国家若强大了，也会来侵略你的。所以，你侵略旁人的国家，就是对自己的国家不忠实、不尽忠。所以我们要爱国、爱家、爱生命。”

上人更把他的理想付诸于行动，成立了育良小学与培德中学。他说：“经由办教育，我们能影响将来，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育良小学与培德中学使所有来这里的人，不论是学生、老师、职员，甚至于家长都转化了。它为这世界黯淡的将来点燃起希望之光。

我们当然也和其他的学校一样，有我们的困难、冲突与失望。但这些也都是让我们学习耐心、自省、合作与谦让的好机会。为了帮助世界创造一个关爱、和谐，与有伦理、道德观念的社会，这个崇高的理想，使我们勇往直前、永不懈怠。学校的逐渐成长，证实了家长与学生们对一个具有慈悲、美德、勤奋与自我了解的学习环境是愈来愈有兴趣了。

我们的老师都是很特别的，他们把自己献身于　上人的宏愿，藉培育出纯正有品德的年轻人，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对于整天都浸浴在暴力、消极与无穷的物质欲望的外界孩子来说，万佛圣城可说是个避风港。

在万佛圣城，孩子们可以保持他们的纯真，并不会因为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人而受到嘲笑。这是一个年轻人学习与同学、家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地方；是一个年轻人深深以人类幸福与地球安宁为己任的地方。因此，在他们长大成人后会成为改善社会的一股动力。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渺小，也不完美，但只要相互护持，为实现上人教育的愿景而真心奉献时，我们也会随之成长。

当外界对育良小学与培德中学的成效更加了解以后，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义务老师愿意投入，一起来加速完成上人的宏愿，届时将会教育与转化更多的学生去影响社会。说不定在十几年后，育良小学与培德中学在世界许多地方会有分校来提供这种教育。另外我们还可以与许多其他国家的学校合作，并与其他国家的年轻人结合，以促进彼此间文化之交流。有朝一日，当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成为领袖时，国家将会因而兴盛，世界也将会趋于和平。

颜亚日（Agis Gan）．马来西亚籍
曾任男校校长．现任男女校国乐老师

我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中国人，于一九九三年来美国，在育良小学和培德中学担任义务教师，直到今日我还在任教。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一九七O年，当我还是大学预班的学生时，首先认识了我的生物老师威廉．狄翁先生，他是美国和平团体的会员。身为年轻人，我认为参加像和平团体这样的组织是个好主意，它既提供旅游机会，又可以帮助人。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想法，却促成了我来美国的因缘。

一九八二年，有人介绍我一本有关万佛圣城创办人　宣公上人的书。我受到他如何影响美国人成为比丘与比丘尼的鼓舞。上人教导人们净化心灵，使世界更美好的努力，也激励了我。同时两位美国出家人为了世界和平而朝圣，从洛杉矶三步一拜到达摩镇，也令我很感动。

因此我写信给　宣公上人，要求做他的学生。意外地，上人回覆了，而且接受我这个请求，上人邀请我和同修来万佛圣城。一九八六年我妻子先来万佛圣城拜见上人，次年，我也来万佛圣城，并且受五戒。佛教的戒律，导引人们停止会带来恶果的因；这种道德规律，为自己及其他众生带来和平、和谐与良善。

一九九二年，妻子带了四个孩子来万佛圣城。上人看到孩子们，对着妻子微笑，说孩子们可以念这里的育良小学。妻子天真地问：“那我丈夫在马来西亚怎么办？”上人回答：“他可以来当义务老师。”我们立即帮孩子们注册上学。隔年，我来学校担任义务老师。

这是我从未想像会成真的梦。今日，三个孩子已从培德中学毕业。长子目前在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攻读材料科学博士；长女已从太平洋大学教育系毕业，取得教师执照，回到女校教书。次子现就读于汉堡大学，主修林木学。最小的女儿还在女校读书。

我是马来西亚的物理与数学老师，在此继续教这两科目。由于马来西亚曾经受到英国管辖，因此依照比较保守的英国教育制度。来了美国以后，我体验到比较自由、以个人为主导的教育方式，我边教边学。

我也教中国国乐，它提供学生们机会，去体会东方音乐丰富的内涵。传统中国乐器展现出东方与西方的密切关系，因为它们依据西方的半音阶调音，却保持着独特的中国乐音。

虽然我在传统佛教家庭出生，我的家族尊重所有不同的宗教。马来西亚就像美国一样多元化，是个基督教、回教、印度教、佛教以及其他的宗教，都可自由信仰的国家。我小的时候，上天主教学校，望弥撒、参加复活节活动。大学毕业后，我在回教学校教书。我当宿舍管理，与回教徒学生同住，观察他们的习俗与传统。现在，我任教于佛教学校，学生们来自不同的宗教背景，也学会尊重别人的信仰。他们永远是我教书的动力。

释近永．台湾省
生理学博士、曾任教台湾阳明大学、培德男校校长
现为男校佛学及道德课老师

我与男校之缘开始于一九九O年为期四周的暑期班。十岁大的儿子在听说我要到圣城来帮忙后，居然主动要求同来，令我颇为惊喜。我们在旧金山机场认识远从阿拉巴马州来的一位妇人，还有她的母亲以及二个也要到圣城参加暑期班的男孩，我俩于是与这二个男孩成了室友。二年前小弟仍来圣城参加佛青暑期班。

一九九三年的夏天，我在圣城打完观音七后，顺道至译经院小住。次日碰巧第一批来自台湾的义务老师即将抵达，实法师邀我一同去接机，同行的还有数名男校学生代表。接完机回来，大伙儿在译经院前拍照留念，我站在后排中央二位义务老师后面。不久相片登在〈万佛圣城月刊〉的封面，乍看之下，我仿佛是名刚下机的义务老师呢！

一九九四年我在圣城过新年。大年初二，我在小斋堂即将用完午斋时，胡果浩居士匆匆进来，不分青红皂白的硬要我到君康素斋馆去。宣公上人当天正在君康宴请义务老师，犒赏他们的辛劳。然而多名僧众缺席，以致空出好几个位子。果浩居士坚持要我去充场面，我只好将尚未吃完的半个大馒头塞入口袋，硬着头皮和他去了。我们和上人同桌，上人从头到尾都是笑嘻嘻的。我本来打算只吃一点就好，不料坐在旁边的果浩居士却拼命替我夹菜，我只得照单全收。奇怪的是──我竟不觉得肚胀，事后还吃下口袋里的那半个大馒头！

一九九五年夏天上人荼毗大典后，我在男校教了一学期数理课。一九九六年初即南下长堤与小沙弥们为友，周末则就近回家看看就读高中的儿女。当一九九七年夏天我被邀回男校帮忙时，我实在无法拒绝，因我觉得上人早已事先请我吃过斋，而且我也在义务老师的团体照里！

一九九八年初我回到圣城担任男校校长一职。这对我是个崭新的挑战，为了进一步了解学生，我搬进学生宿舍住。男校始终人手短缺，“校长兼敲钟”是我最佳的写照。每天从清晨四点早课开始，六点半宿舍早课、早斋、运动，七点五十分学校升旗典礼，然后上课、行政工作、午供、午斋、上课、行政工作、晚课、晚自习、宵夜，直到晚上十一点熄灯；我一路跌跌撞撞的走过来。

有一回一位同事说道：“在法总没有一个人是不可或缺的！”当时我很不以为然，心想：“这话可不适用于我！如果我不干了，谁来处理学校行政业务、课程安排、学生训导、成绩、记录、宿舍及午斋督导、升旗典礼、甚至清洁工作等等？男校可要停摆了！”然而在我离开四年后，男校不但没停摆，反倒日益茁壮！我显然错估了形势。

多年来我一直向往出家的生活。二OO二年五月终于美梦成真，我加入了沙弥先修班，挥别住了四年多的大悲院，搬进如来寺；不久也卸下校长的重担。

我衷心感激多名义务老师的热心帮忙，否则我不可能撑上四年半的校长一职。他们包括宿舍老师傅春泰、张福麟、王青楠、陈威宏、P. Pederson，训导主任R. Peterson，秘书刘太太，义务老师恒顺师、恒聪师、近岩师、颜亚日、 R. Kellerman 等。我更感激上人在长堤设立小沙弥训练班，使我得以兼顾家庭与道场。男校则提供我培德的机会，储蓄出家的资粮。

我很高兴在离开四年后，今秋重回男校任教。

我的回忆都是近六年的事儿。适才想到：这六年，很可能是我学校生涯中的黄金时代。

这期间，学校一面致力于　宣公上人对学校植根于德的期许，一面好整以暇地迈入了新纪元。多亏有老师、学生及家长多方的鼎力襄助，方使学校能有今天的局面。这六年，“培德中学”：

正当“培德”建立这些显著成果的同时，“育良”也没闲着。在今年公布的优秀学校名单上，“育良小学”赫然在榜。在一百二十八所来自加州数学测试联盟的学校里，“育良小学”跻身前二十五名中的第二十三。倘若以我们临近的七个郡来排名，“育良小学”则独占鳌头。在“美国数学竞赛”的荣誉榜上，“育良”亦名列前茅，排名于前百分之二到五之间。参与此项竞赛的十七万七千名学生，来自若干个国家，由为数超过二千二百所的学校所推派。本校也有两位学生得到了全国奖：姚政行（前1%内）、王慧儒（前2-5%内）。

期待下一个三十年，我会看到一个欣欣向荣的学校，一个因毕业生遍及世界各地而斐声国际的学校。在宣公上人铺就的道路上好好待着吧，好事即将来临呢！

很多人以为出家的生活，就是整天在青灯木鱼下过的。但是从出家第一天开始到现在，我却是天天和学生在一起。

宣公上人曾说：“我知道有一个弟子在我面前打妄语，可是我还是相信她，因为我不要对任何人有一丝的误会。”这句话一直映在我心里，我体会到要真正做到这种地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曾教过一位学生，他不是来自很单纯的背景，或许也因为这样，我总是一直默默地特别照顾他。在我看来，他也是尽量地配合，这对教他的老师们来说，是一件非常欣慰的事。可是有一年，我陆续听到关于他的一些事情，让我觉得他的配合只是表面工夫而已。那一段时期，每天上课面对这位学生的时候，我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很不舒服。我们人很多时候是明知故犯，敢做却不敢面对后果，学生更是如此。最后我告诉自己，无论他怎么回答我，我都要相信。不只是上人的话在我耳边回旋着，更因为我发现，仅仅是“不相信一个人”，就已经是一件痛苦的事。

现在回头来看这件事，我觉得当时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几年来，他很清楚老师们对他的关怀，完全是建立在“信任”之上，因而让他收敛许多。对一个背景复杂的小孩来说，他的表现的确是一个进步。

培德中学、育良小学一向以道德教育为首，与其说培养学生的德行，还不如说是培养老师的德行。身为一个老师，不是要博得学生的喜欢，才能教好书。很多时候，当学生不能谅解老师的考量，而和老师起对待时，正是训练老师放下自我，以同等心态来调解彼此的冲突，甚至有时老师必须调整自己，不能用“得理不饶人”的心态来处理事情。诚如　上人所言：

学生的种种，无形中就是反映老师的种种。

修行和教书看来是两回事，但是我觉得透过教书，无形中帮助了我的修行。教书让我很直接地看到自己的毛病。不但如此，我更体会到在要求学生改变之前，我自己更需要拿出万分的勇气与努力，先改变自己。

凯乐门老师（Roger Kellerman）．英国籍
男校 7~8 年级导师．宿舍老师

当我刚来“万佛圣城”的时候，学校是相当不同的。现在的女校是当时男女校的小学部，男校则是当时的男女校高中部。

在一九八二年，上人将它改成男女分校，以利学生们的学习。他问盖瑞（Gary）和我，看我们能不能在男校帮忙。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喔，我出家不是为着来看顾这些孩子的！我想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来修行和做功课，不是来看管这些男孩的。”这个想法让我极端困扰，乃至到我进入男校时更是如此。但是，上人鼓励我们。他说：“唉，我真是太忙了！我本想自己做这工作的，但你们能代表我，做我的大使啊！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

就这样，我们进入了男校。连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我们尽力而为。奇怪的是一件事情有两面看法：你可以说学校是一个大障碍，会真正地让你抓狂；或者你可以认为它是修行上的一种挑战。我就从修行的角度来看待它。

在学校教书做为一种修行，如登高山。我们的传统里强调行菩萨道，六波罗蜜为其首要。你可以将菩萨道应用到教学上。第一波罗蜜是布施。当你教书时，你必须行布施。大多数的义务老师没有领薪，他们工作时间很长，特别是照顾宿舍学生。你会体会到，你帮助学生时，很费气力。这是将你自己做布施。

持戒：你是学生的一个榜样。学生盯你盯得很紧，有时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一举一动时时刻刻都被注视着：你的威仪、你的言语。如果你持戒持得好，就堪为人师。这是第二波罗蜜。

第三波罗蜜：忍辱。所有波罗蜜中，对你考验最直接的是当你与孩子打交道时，他们就像一群猴子般地东奔西跑，你必须真正地控制住你的脾气，因为许多时候他们不听你的。你必须非常非常的有耐心，因为教学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如果你很快就生气，你将不会是一位好老师，而且也不会持续太久。必须控制你的脾气，学会耐心和忍辱。

精进：许多时候我们或许没有足够的老师，或足够的人手在学校工作。所以在这里的老师必须投注双倍的心力，才能罩得住。孩子是连十五分钟都不能没人看管的，你必须一直都在那里看着。其他老师有时可能缺席，或生病了，那么本来只有一堂课的你，变成要上两堂课。这本身就是一种精进。

禅定：如果你没有禅定，或定得不够，你会时时都很吃力的。当出现问题时，你需要定力来处理；照顾小孩需要有定力。比起其他事情，尤其是在学校，定力显得更为重要。

最后一个：般若。事情发生时，你需要知道如何应对。在学校，你面对的是人──既有学生，也有老师。你必须是非常灵活的，必须有智慧来判断──何时向左，何时向右。没有智慧，你会犯很多错误，并让很多人起烦恼。

上星期五，在庆祝学校二十一周年纪念的午餐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大家都看见了，有舞狮。本来的计划是，狮子会把一块布咬下来，布后面笔直地悬着学校二十一周年的生日大素糕，“21”写在素糕的冰层上。不幸地，大家都看见了这“2”字，无意间塌了下去。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做素糕的人，从昨晚九点开始通霄达旦，到第二天早上都还在忙，最后才把给大众的四、五个素糕做好。这个厨师付出了很多辛劳来做这素糕。在他把素糕上的“21”竖起来前，那个“21”当然是好好的。素糕的例子提醒了我：为了学校，我们投注了巨大的心力，工作得非常辛苦。但有时事情不对头：无论你要孩子如何好，他们还是会辜负你，会做一些傻事。

与外面的学校相比，那些我们不想看到，不想听到的，在道德上非常靡烂的事，我们学校比他们好得多。我们的孩子，身上更清净，更有光明，因为他们少受电视、性与毒品的影响。

在结束我的讲话之前，我想说我们不应该灰心。我们会感到灰心是因为：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非常陡峭的修行路。但就像这个素糕，虽然“2”字是塌下来了一点，不过整个素糕尝起来还是非常可口的。和外面的学校比起来，我们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为了孩子们，我希望大家能尽力而为，继续为学校来奉献付出。因为那正是　上人所期盼的。

编按：凯乐门老师曾随上人出家，本文系一九九七年他在庆祝学校二十一周年纪念时讲于万佛圣城大殿。

叶祖尧博士、周瑞芬
退休教授．企管专家．法总教育委员会委员

众人皆知教育的重要，政府也规定学童必须起码完成高中教育。但仔细观察今日的教育系统与制度，不论是在东方国家还是在西方国家，都是相当失败的。

怎么知道都是失败了呢？只要看看现代的社会，人人自私自利，追求的是名闻利养。忙忙碌碌的虚度一生，从不知人生的意义。更糟的是，现代许许多多青少年都觉得非常迷失。根据一般婚姻的平均寿命不超过五年的统计数字，不难了解有多少孩子来自破碎的家庭，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与关怀，因此加入了不良少年的队伍，整天喝酒吸毒、胡作非为、惹事生非。

另一些青少年则来自溺爱孩子的家庭，父母为了补偿没亲自照顾孩子的愧疚，加倍的给予物质享受，对孩子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为社会制造出许多坐享其成、不知珍惜、自以为是、无法与人相处的人。

完整的教育应该是结合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两部份，但由上述今日青少年生长的环境看来，良好的家庭教育几乎不存在。因为，良好的家庭教育来自一个温暖的家庭，父母以身作则，以优良的品德来示范为人处事的道理，帮助孩子发现他们的兴趣与天份，引导孩子找寻他们的人生道路。一个孩子有了这样良好的家庭教育，很自然的会用心地在学校学习，创造他人生道路所需的知识与工具，自动自发而不必别人督促，更无暇去做任何无聊的事。

但是根据调查，今日的青少年，不论是来自破碎的家庭或是来自忙碌的高物质享受家庭，每周至少花上五十小时于电视或电脑网路上。很明显的今日的电视与电脑网路已代替了往昔良好的家庭教育。

当良好的家庭教育不存在时，传统的学校教育就起不了预计的作用了。因为家庭教育有如一栋建筑物的地基，没有巩固的地基，再精致的建筑物也在旦夕间即会倒塌。当青少年不知为何必须上学时，只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去上学，自然是以一种得过且过的态度去学习。有些父母只知严督而不知启发孩子，听话的孩子只会读死书，不听话的孩子就叛逆、逃学，往往搞得亲子关系破裂，辛苦了十几年还是没教育出有用之才来。

由此可知，教育的方法必须要符合时代的需求。当家庭教育普遍的缺乏时，想要有效的教育出有用之才，学校不得不双管齐下，品德与学术并重。但要这样做实在是相当困难，不但教材得大篇幅的修整，要找能做学生榜样、有爱心、有品德的师资更是不易，绝对不是有几千学生的公立学校在短时间内办得到的。

育良小学与培德中学就是一所以品德与学术并重的学校。学校的老师都是极富爱心的修行人，绝大多数都是义务老师。不论是小学、初中或是高中学生，除了修学一般学校所教的数、理、语文、艺术、体育等课程外，每学期还必须修培养品德、学习待人接物、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课程，例如《弟子规》、佛学、打坐、社区服务等等。因此当一个孩子完成中等教育时，是一个具有相当智慧、慈悲心、坦诚、自信、希望、勇气和知识的青年。知道如何开创自己的前程、发挥自己的潜力，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人，不论将来从事哪个行业，对社会、人类都能做出很大的贡献。

今值学校三十周年庆，我们以极度感恩的心，感谢　宣公上人的智慧与慈悲，教导我们以教育救国。希望我们的学校会日益茁壮，使更多的学童有机会受到这种良好的教育。

终于排除万难，下定决心留在圣城常住。那是一九九五年的事了。

由于过去的经验，很快地被派到学校服务，职责除了教书，外兼宿舍舍监。我很愉快地走马上任，但十天之后，所有的愉快便烟消云散了──我们天天生活在考验之中。原因之一是：一九九五年宿舍一下子涌进了一倍多台湾来的学生。这群小留学生还来不及收拾思乡情怀，马上得为排队洗澡、用电话、洗衣服……而大忙特忙。我和Lotus两个没有生儿育女经验的大女生，在上任舍监没有留下任何一条规矩之下，便十分勇敢地当起了三十几位女孩子的“妈妈”了。她们半数以上都比我们资格老，我们常在她们三令五申“圣城规定”中，被搞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但我和Lotus真正的挑战才开始呢!

“老师，她占用电话三十分钟了！”
“老师，我二十分钟洗澡不够用，可不可以延长......”
“老师，洗衣机里都是沙子，不知道是谁把布鞋放进去洗的？”
“老师，xx晚上梦游，吓死我们了。”
“老师，我需要买日用品，可不可以载我们去 shopping?”

最令人头痛的是：“我的饼乾被偷吃了！”“我的钱不见了！”

我和Lotus互相问：怎么办？于是召集全部的人开了宿舍会议。结果，没人承认。在苦无对策之余只好请法师出来开示因果，希望偷者真心悔改，默默的把钱、饼乾放到某处，几天过去了，依然音讯杳然。

我跟Lotus说：“夏丏尊在江浙师范当舍监时，也发生偷窃事件，他张贴了一张公告，上头写着：‘若一周内，无人自首，便自杀以谢。’结果一星期不到，事情便落幕了。”

语毕，Lotus和我面面相觑，因为我们心知肚明，一方面我们没有诚心和胆识，深怕即便开膛剖肚，偷者依旧逍遥法外；另一方面，我们实在没有智慧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

事情延宕了一个多月，期间同学们人人自危，不过她们终于发现一件令她们非常放心的事：法师们没有他心通。不过，没好久，事情总算水落石出。我们自此明白：在清净的道场里，绝无苟且之事。这算是佛菩萨给我们最好的一课。

可以想见，在这样战战兢兢的日子之下，三个月后，终于寒假来临了；我和Lotus已经到了非休假不可的地步，于是宿舍史无前例的关门，大家各自回家，把濒临爆炸的情绪冷却后再来。

一九九六年，校长决定要扩充校舍，将原来居士居住的“菩提精舍”改为高中教室使用。那年暑假，我们所有没回去台湾的师生，全部都卷起袖子，先把旧漆刮下来，再一层层上底漆、油漆；等一切就绪了，接着就是搬桌椅。早期的家具全都是真材实料，说有多重就有多重；等所有都完工了，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戏称将来可以合组一“培德搬运公司”。

说实在的，我们都很怀念当时九十六个学生，从幼稚园到十二年级挤在一起的感觉。当然，那时我们也只有唯一的一间教师休息室；可是在那一小间里，我们研究五行、分享教学心得、讨论修行问题。日子一久，自然全校每一个孩子，我们都喊得出名字来；所以孩子们最怕的事情是：在圣城没有秘密，只要谁发生了事，下一分钟全校便会了如指掌。另一件很温馨的事情是：高中部的小女生要负责照顾三年级以下的小朋友；偶尔学校举办野餐，他们得照料他们到吃饱为止。

学校分成小学部和高中部之后，我和Lotus于隔年离开了宿舍，过完全教书和辅导的生活；这种角色，让我们和女孩子们成了好朋友。其实，十年来我一直打心底佩服这群孩子，选择了这么偏僻的学校──连吃个阳春面、雪花冰等东西八辈子都办不到的地方。我知道有好多人在每学期即将结束时，都十分笃定的打包好所有行李，跟所有朋友说“再见”，说什么再也不回来了；可是新学期一到，又见她大包小包的回笼了。到底是什么力量吸引她们？走笔至此，我真的要为那群飘洋过海的孩子鼓掌叫好，只因为在此地换了身分，结果有人终其十年有家归不得了。有时想台湾想得慌时，只好请同学从旧金山或洛杉矶带台湾泡面来解解乡愁。

回首来时路，未尝一日离开教学岗位，我常常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幸运。在圣城缔结一场又一场的师生之缘，我不禁要告诉我和所有的孩子：圣城是我们的家。

常有人问我：在圣城教书和在台湾有何不同？台湾的物资非常丰富，只要你想得到的教材，几乎都垂手可得。可是这里不同，十样缺九样。刚开始的一、二年，我委实不解，直到近几年我才体悟到　上人的睿智。他老人家要我们从没有当中去创造教学，他更要我们节俭。孩子在这种环境的薰陶下，几乎都产生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和做法：我将来一定要回来帮忙；有人要盖篮球场、有人要买电脑、有人要回来教书，我想也一定有人打定主意要回来当舍监。上人要我们用种种的不足，营造一股向心力──这里是我们的家。

如果以世俗成本、利润的眼光来看这所三十岁的学校，在全校师生几乎是一比一的情况下，它实在可以关门大吉了。但　上人常常要我们把孩子培养成世界的好公民，在这样的精神带领之下，我们反覆的咀嚼他老人家所说的：“一个不算少，千万个也不算多”的襟怀。我个人很喜欢中国人称自己的学生叫“弟子”，如果我们把每一个学生当作自己的弟弟（妹妹）、孩子般的教导，那不仅是圣城是我们的家，有朝一日，世界都有我们的“孩子”。

算算日子，我人生一半的时间站在教育岗位上；而其中的二分之一，何其有幸，享受在义务教育的德泽之下。说也奇怪，钱这个东西催化了很多物质和设备，但一个不小心它也摧毁了制度本身的价值；我衷心的佩服　上人创办了义务教育，纯化、净化我们师生间的关系，让我们这群有心培苗的园丁，为教育而教育。

贾克琳．法利（Jackie K. Farley）．英国籍
英语、剧坊艺术、瑜伽老师

我们刚刚办完一年一度的怀少节表演，学生们既疲累又兴奋。她们跳舞、弹奏音乐、唱歌、演话剧、朗诵、带位，并端饭送菜给来访的学生、家长与老师们。他们把大斋堂布置成可以容纳超过四百位客人的表演场地，并在节目结束后的一个半小时内，又把场地恢复原状。如此专注的努力及团队合作的表现，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有人说：“当无人在意谁得到赞誉时，所能得到的成果，会是令人惊叹的。”这句话标示了培德中学学生的态度。

这个活动，让其他学校看到：根植于佛教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教育，如何塑造出万佛圣城内的学生与教职员；同时也提供了机会，让我们的学生与社区内的其他学生相聚，呈现有意义主题的节目。今年的主题是〈尊重地球与生命）。学校主要着重于佛教教育，但是课堂上也谈论其它宗教，并受到学生们尊重。几个星期前，有个各宗教代表组成的团体来访问我们学校，他们来参加由万佛圣城所协办的“宗教联合会”的全球年会。

男校与女校学生们，在学期间，都被要求不许约会。如此，他们才能专注于学业的进展、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同时避免少年期因亲密关系，而造成的必然分心。对一般的美国青少年而言，这看来好似一个限制；实际上，这让易受影响的青少年，不受到“媒体式爱情”的压力。学生们穿制服，就不用担心名牌服饰。他们可以学习如何做自己。

校园内没有饮料或糖果贩卖机，斋堂只提供素食。午餐吃得早；上午十点半，佛殿有上供仪式，以便表达受食的感恩，午餐十一点开始。学生们安静地用餐，轮流为他人配菜；餐毕回到佛殿做三皈依。正午继续上课。用餐时，有一种富足感。食物简单、营养，而无人工添加物。学生可以任选豆浆、牛奶与新鲜现榨的果汁为饮料，也有各种茶可以选择。学校的课程安排，让老师有时间反观自照；同时因为是小班制，学生们也能获得所需要的帮助。

对于找到如此学校，我深觉有福。校园内，还提供教职员们在法界佛教大学进修的机会，课程涵盖范围，从瑜伽到教育的艺术等等。佛殿也提供机会，让我们诵经、静坐，及参加每日仪式等主要的佛教修习。

小时候好羡慕教书生涯，长大后却事与愿违，庸庸碌碌的过了半辈子。一九九六年来到圣城，英文差到不敢开口，做梦也没想到会来学校教书，这一教十个年头过去了，自己也出了家。真是应了中国人的俗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一九九八年辞去教职，准备全心出家。那时正逢上人涅槃纪念日，每人有一串念珠结缘，我请了一小串，每天念观世音菩萨，念得法喜充满。暑假时佛殿出现了几个小朋友，他们穿海青搭缦衣，每天像蝴蝶般轻盈地飘进飘出，模样甚为庄严可爱。看在眼里却令我觉得有些惋惜，这些清纯的孩子，我再也没有机会教他们了。

可是却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机缘，这些孩子都成了我的学生，我又在同年重执教鞭。他们在六年后合力拿到北加州中国文化常识比赛的第一名，有的已上大学，有的还在培德中学。其中之一的刘亲智同学从十二岁开始，就在佛殿晚间听经时翻译上人讲解的经典，三年多来他的翻译技巧及中文已进步甚多。

其实个人在受完具足戒后，心里曾打算回台湾六龟清净的山上修行，做个闲云野鹤般的出家人。可是那时学校老师短缺，正值美西院校区域协会（WASC）评鉴，只好多教几节课，把自己的私心完全放下来。因此我投入较多的时间在学校，这一放下才猛然发现　上人伟大之处，也体会出　上人为什么要苦心孤诣的创办学校。于是我发愿要奉献自己棉薄之力，做　上人的一只手眼，把学校做为修行的道场。

现在我的学生从幼稚园到高中，分别来自美洲、亚洲和欧洲。最小的才五岁和七岁，他们同时会讲流利的中文、英文和西班牙文。看到这些善良可爱的孩子，从世界各个角落齐聚到万佛圣城的育良小学和培德中学，我仿佛看到了　上人早已画好的一幅远景──由弘法、译经、教育交织而成的大同世界景象。

孔子十五岁发愤向学，到三十岁后就能立身行道，教育了三千多个学生，以儒家深厚的道德观念来影响当时的社会风气，并泽及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育良小学已经成立了三十年，虽然毕业的学生不多，可是遍及世界，他们肩负了　上人的传承与使命，准备以他们在学校所受的薰陶来改变世道人心。三十而立，今年正是育良与培德卓然独立，向前迈进的一年。

易柏门（Dan Hibschman）．美国籍
法界佛教大学及男校英文老师

能为这本庆祝万佛圣城育良小学三十周年纪念的书撰文，我感到荣幸。万佛圣城，在我生命中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这十几年来，因为在“男校”与“法大”教书的缘故，我在这里进进出出已有几百次之多。它不只是我工作之所在，还是一个独特的地方：这里幽美、宁静，而且对于久住曼都仙诺郡的我来说，这里还充满异国情调。

当我进入位于达摩路尽头的山门时，有许多时候我感到一种实质的变化，这种变化述说着这个地方与外面加州农村相比所形成的巨大差异。首先，这里充满亚洲风情，当我观察这里的人（与孔雀）时，特别是看到身着僧袍的僧人，我的体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时空感。宁静的走道，和精心料理过的花园更增加了我这一印象，尤其在细微处：甚至连笤帚都是那么的非美国化；然而，地还是扫得那么干净，环境还是保持得那么幽美。

由于教书的经验，我相信我对亚洲文化的感触更深。有机会认识学生、同事和家长们，并透过这些善良人们的言行举止，活生生地将亚洲文化介绍给了我；不止是透过洋溢在万佛圣城的亚洲文化气氛，其代表性是舞龙及中国新年，并透过人们对老师和长辈的尊敬。

或许教书这一行的最大益处是，认识学生并与他们一起相处。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相互关系。看着孩子长大，甚至有一天他们以“老大哥”的身份回校，这是身为老师的乐趣之一。对我个人而言，教育学生，然后看着他们成长，每个人都以他独特的方式发展，成为一个优秀的年轻人，这是非常愉快的事。

很自然地，佛教成了学校环境里一个很基本的部份。我除了不是亚洲人之外，也非佛教徒，但是我的确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对这些佛教机构及其宗教性质感到很自在。此外，如果故事讲了这么多却没有提到──中文的话，那么我所讲的经历就不完整；中文，我是斗大的字也不认得一个，但是在这里，连空气中你都能嗅到中文的味道。

也许有些矛盾的是：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一个非佛教徒，一个只教英文的老师，但这正是我对万佛圣城的正面奉献。依个人之见，学生能够与“外面”的人接触是非常有价值的，要不然他们的经验就会太狭隘或与现实脱节。虽然我教书的任务不是要灌输孩子们美国价值观，但我毕竟还是我。当我看到学生们在课外打篮球及休闲时，我看到了一个全球化年轻人的时代已趋于成熟。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教育，既要入世，也要出世远离这个世界。

万佛圣城周遭有许多居民以前在这里工作过，那时这个地方是叫“曼都仙诺州立医院”，还有许多人对于这一有趣的历史很清楚。以前属于州立医院的这整块地，现在是属于“法界佛教总会”；三十年前，这里建筑物林立，道路、庭院宽广，这给逐步发展中的万佛圣城，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基础。在更遥远的过去，它一定是一个更为特殊的地方，能够成为这其中小小的一份子，我个人感到十分的荣幸。

曾炳辉．福建省
曾任中国厦门大学副教授．现任男校英文老师

今年是育良小学建校三十周年。来校当义务老师将届三年的我，首先想到的是　宣公上人──他创办了男女分校的培德中学、育良小学，还有法界佛教大学；也是他大力提倡义务教育。他老人家认为“整个世界教育破产了，都令人失去方向了……那么教育既然破产了，我们要重新做起。万佛圣城是改革教育的发源地，将来要推行到全世界去。我们教育的改革，头一件是我们要征求义务老师，不拿薪水的，拿点车马费这是免不了的。”

宣公上人才读了两年半书，之后专心侍候卧病在床的母亲。他在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的开示中说：“侍候母亲，那么有多余的时间，我就成立一个义务学校……因为我读书读得晚，我就想，没有钱读书的人都是家里很困苦艰难的，所以十八岁就在自己家里成立义务学校。” 就在十八岁那年，他一边教书，一边打饿七。他希望“用至诚恳切的心，感应道交，令我母亲的病早一点痊愈。我又想，世界为什么坏的呢？世界坏的原因，就因为这一个‘钱’字──这个钱哪，把各行各业都支配得颠颠倒倒……所以现在在万佛圣城，我想地方这么大，人这么少，若要开办学校是最好的地方。我就试办，要提倡义务教学……当年孔子周游列国也是义务教育……那么我们万佛圣城，是要从这儿彻底改革教育的方法，要培养将来治理国家，给人民谋幸福，给国家谋治安的人才。天下不要这么乱，这个乱源就是一个‘钱’……战争都是因为这个‘钱’，因为我们现在提倡义务学校，将来造就人才，也要这么清廉，这么样做事不求报酬。”

在深受　宣公上人大公无私精神感动的同时，也反省自己私心仍然很重，教学尚不安心，许多地方放不下。比如次子在中国还没有结婚，就老是惦记着想回中国去。来美不到三年，已经回去两次了。这次透过建校三十周年，重温　上人的教导，特别是他关于从事教育也是修行的教导，希望以此来充实自己、提升自己，也希望躬行实践　上人的开示，真正以实际行动来纪念建校三十周年。

这段节录自　上人对教育者的开示，很恰当地总结了我们投身中小学教育的目的。兴学办教是上人三大愿之一，另两大愿是在西方发展僧团，并翻译佛经。

我在“男校”高中教书已经十二年。对于　上人设立的崇高目标，我们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一九九四年我刚开始教书，颜亚日先生是校长。在他做校长期间，于校务处理上，建立起一套每周开一次教职员会议的强而有力的决策体制。凡是热心学校的老师都不会错过这些会议；逐渐地，我们学会了如何一起工作，并以共识来做决策。这一体系，行之已有十二年，至今运作良好。

颜亚日任校长大约五年；李茂昌博士继任之，有四年半之久。以后李博士出家成受具戒比丘，也就是现在的近永师。他任职期间，学校课程设置更为系统化；学校所有课程呈报给加州大学，并得到认可，这于校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个重要的一步，使我们的课程能得到美国所有的大学认可，确保了我校毕业生能申请到美国任何一所大学。

最近四年，巴斯帝克先生任校长。学校正在逐步得到“美西院校区域协会（WASC）”的检定与认可。两年前，我们迈出了最重要的第一步，即成为了该协会的检定候选者。下学年终（二OO七年六月底之前），我们两年的自修结束，检定过程也将宣告完毕，我相信我们将成为全美第一所通过全面检定的佛教高中。

在学校教这么小的班（五到十五名学生），是种乐趣。虽然我最专长的是教一学年制的“佛学”课，我也教一学年制的“世界宗教”。必要时，我也教初中佛学课、道德课，高中的“美国政府”课。

根据上人的办学指导愿景，我发现要灌输学生做好人的基本道德，就首先要自己修行。例如，如果我对人不高兴或发脾气时，就难以教导学生之间和睦相处。老师以身作则很重要。参与庙上日常功课及坚持个人日常修持，而打下一个坚固基础，其好处良多。上人总是要我们不要忽略自己的功课，尤其是他教我们的慈悲法。

当给一群相当聪明的十至十二年级学生上课时，我发现很富挑战性，同时也是乐事一桩，并且收获丰硕。很早我就发现，面对学生，自己必须保持一个标准：即完全诚实，敞开心胸。如果你要边带个假面具，边隐瞒什么的话，他们会很快看穿。尤其是对于一个出家众来教“佛学课”与“世界宗教”课，他们期许这个老师持身甚高，能达到　上人所教导那样的人品。虽然我们时常遇到困境，我发现师生互换一下立场很好。在利他──教育学生如上人所说的“向善”的同时，也培养自己的内在道德──我认为这是个人修行与栽培品德的最好方法了。

如果从我校毕业的学生学术上优秀，但却没有好品德，那就是我们教育的失败。我们成功与否，取决于走出校门的学生能否做仁德的表率。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看到我们每年都在这方面有实质性进步。因为我们在往正确的方向迈进──向善──我感觉相当满意。做为教师，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在教育上投注更多的心力（正如　上人所说的“尽力而为”），使学校能继续进步，有朝一日达到真正地实与名──“育良”与“培德”相符合的目标。

座落在北加州一片葡萄园、果园的乡间，创造一个能让孩子学习永恒价值，并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体验的环境，这就是宣公上人所创办的学校──育良小学、培德中学。

上人提倡义务老师教学和道德教育的理念，使学校成为独一无二的学习环境。孩子们得以在面对未来人生考验前先扎下良好基础，这不仅是家长的心声，也是老师们对学生的期许，说不定世界的命运就在他们的手中转变。

只有一栋主建筑物的男校，由红砖瓦砌出，类似歌德式的两层楼房，有八九间教室，学校不大，但足够历年来五十位左右的学生使用。以美式标准来看，学校的器材及设备甚为简单。三年前教室在冬季还靠着传统火炉取暖，木材来自城内枯倒的老树，多半是上好的红木，由老师带着学生在劳动服务时送到校内。生火时炉上摆着一壶水，蒸汽不停地喷出保持了室内的湿度。当然你也可以用它来泡出一杯好茶或香醇的咖啡，那可是别有一番风味。

漫步在校园的周围，你会看到孔雀及其他鸟类、松鼠、土拨鼠、长耳兔，黄昏时则有野鹿、山鸡。学校西面有篮球场，地面是用沥青铺出来的，篮球赛是学生的生活重心。

当然这儿也有一座足球场，在林间斜坡地上辟出的一块草地。由上坡向下带球时，球总是滚得比你预期中来得快，还要注意起伏不平的地带。但是别担心，踢出一场够水准的比赛还是可以办到的。

翻翻毕业纪念册，你会发现有些孩子远从台湾、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尼、法国、比利时、荷兰来这里就读，有些则是美国本土的美国人、华裔、越裔、西裔、墨裔的家庭，把孩子送到我们的小学和中学，接受薰陶。

学生们早晨穿着制服到学校参加升旗典礼、点名（培养爱国情操）。中午排队去斋堂与大众用餐（团体纪律），厨房会为他们调配可口菜肴，注意营养均衡，当然得全部素食（爱护生命）。食物由学生们轮流服务分发，饭后得清扫斋堂，帮助洗碗筷等（勤劳合作）。

学业上除了正规课程外，另加早上的打坐、佛学、中文及劳动服务。从早上八点至下午四点，放学后多半还有球类、国乐、舞龙和舞狮等活动。这些课外活动，使得学生在怀少节和敬老节时可以大显身手。

学校的老师们，多半是发心来义务奉献的教育工作者，由学校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常常是由早到晚。近年来已有数位校友大学毕业后，回到母校参加义务教育的行列。见到熟识的学长回来当老师，孩子们特别高兴、听话。而这些年轻校友也给学生们带来求学的经验，提供宝贵实用的建议。由于他们比外人更了解学校的特殊风格，所以更能驾轻就熟地帮助学弟们品德与学识的发展，并为学校注入一股新的生命力。如果能建立起毕业校友回来参加义务教育的风气，将会是让学校能够持续成长的最好方式。

远道而来的学生，学校备有宿舍。面谈时，家长和孩子都了解到宿舍内没有电视可看，不听流行音乐，不准有乱七八糟的漫画杂志，电脑的使用也有限制。零食房只在固定时间开放。周末有劳动服务时间，工作范围由清理环境、洗厕所、资源回收、协助厨房、种菜、整理法会场地，乃至到城外养老院表演慰问等。

听起来与外面的学校大大不同。不错，成为住宿生，父母、孩子都得有心理准备：这是一个机会，让小孩走一条不同的路，吸收一些与外界不同的观念，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单单会读书不保证未来的成功，缺乏做人处世的正确观念，却会带来麻烦，甚至灾难。（南宋时，宰相秦桧是一个例子。）

住在宿舍几年下来，孩子在品行与学业上都会有相当的进步，也较能吃苦耐劳。当学生对宿舍生活有了特殊的感情，想赶他们也赶不走了。曾有位八年级住宿生对我说：“在我外面的朋友中，只有我会清洗厕所。”听起来微不足道的事，但是如果你看过新闻报导，就会发现日本、台湾有些企业的高级干部，放下身段带头来清洁公私场合的厕所。他们认为在服务别人时，自身也得到喜悦和满足。

我们的学校虽然规模不大，人数不多。但是每一位学生就好比一颗种子，只要尽心尽力地培植他们，将来每一颗种子都会变成一棵大树。当这些大树开花结果时，也将是百千万亿新种子诞生之时。

我们感到，来到学校所在的道场万佛圣城居住，必须清楚来的原因。如果不清楚，就不一定能受到道场所提供的许多好处。

我们是二OO四年十月由宾州搬到万佛圣城的。我们的两个儿子，Alejandro和Miguel，今年七岁和五岁，在育良男校就读。我和先生都在学校任教。但是这个我们四个人每天一起度过的学校，并不是我们搬来住的最终原因。

当仍在宾州州立大学时，就在Miguel出生后不久，我们开始为孩子们寻找一个合适的学校。万佛圣城的学校提供素餐、优美的自然环境、中文课、中国文化和打坐课，成为吸引我们到这里的主因。学校规模小，安全又纯净。在男校一间幼稚园至二年级的教室里，虽然只有五个学生，却配备了三名教师。

随着我们对万佛圣城的认识──对于我来说，是从阅读罗睺罗尊者的〈佛陀的启示〉开始的──佛教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份。佛陀教导我们，所有的痛苦、恐惧及仇恨都来自于欲望，只有袪除欲望，才可以使我们脱离不幸。这些教导让心灵得到安慰。

在宾州州立大学，我们加入了当地的佛学社，每个礼拜六与佛友们聚会。我们从来也没有过这么多朋友，朋友之间的谈话也不再无聊。我们的孩子们参加所有的活动──听讲法、打坐，或为道场做义工服务等等。而现在我们住在万佛圣城，每天可以见到我们的朋友，每天可以参加礼佛、拜忏、诵经──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环境更有益于孩子们的身心成长呢？

后来在离开了宾州州立大学，在西班牙渡了两个月假后即将赴美时，我犹豫了。我问孩子们，是不是应该就住在西班牙，还是去万佛圣城住？Miguel想也不想就说要去万佛圣城。

“为什么？你不喜欢这里的海滩吗？”
“可是我们好久没见到佛了。”

我们就又按计划从地中海岸飞到太平洋岸。

是的，应该是为了佛──遵照佛的教导，与善人结友。按照南传佛教记载，佛曾经对阿难尊者说，与善人结友、行善事是出家修行的意义所在。后来我又从《阿弥陀经》上了解到，往生极乐国的原因之一就是“得与诸上善人俱会一处。”

只有常常记得来道场居住的初衷，我们才可以突破正面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对于一个长期居住在道场的居士家庭来说，那种从远处看学校的幻想，很快就被现实生活的困难给冲淡了。住在一个社区组织中，犹如处在一个大家庭里，刚开始的那点热情，很快就会被误解和失望所取代，也许要面对收入短缺的困扰。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记得我们的目标──那就是结束痛苦和不幸──我们也许会更积极地解决困难，也许会将注意力转向在道场生活美好的一面。

我们真的是看到很多好的方面。我们喜欢教学生少的班，比起一个十几个学生的班，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进入孩子的世界。工作也相当令人满意──我们实际上从学生那儿学的，比他们从我们这儿学的还多。我感到跟学生们在一起时总得专心。他们使我们更有耐心，更灵活及诚恳。

我们的两个儿子都很能接受佛陀的教导。他们爱听佛的故事，也很理会其中的意义。佛陀及他的弟子们成了两个孩子心目中的英雄。他们学会了诵咒，也会盘腿打坐。

这里我用Miguel的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本文。一天，他翻一本佛的画册，缓缓地问我道：

“妈妈，现在还有佛吧！”
“对呀！”我说道。
“也许近梵师就是佛。”
“也许Ms. Black也是佛。”他又说道。
“也许吧！你喜欢他们，是吧？”我有点吃惊，但不露声色地问他。
“他们讲故事给我听。”他笑了，“但是Ms. Black现在不来了。”

然后他看着我，笑出声来：“妈妈，我知道你就不是佛。”
“为什么呢？”
“因为你老对我发脾气。”

我们是从两位亲戚的描述中得知并认识上人的。这两位亲人常跑旧金山，说是去见他们梦寐以求才找到的师父。他们都已经皈依上人，常到“金山寺”和“万佛圣城”拜佛和帮忙做事；其中一位落发成为上人的出家弟子。他们每次回来都跟我们说起这边的经历，并劝大家要持戒念佛诵经，做一位佛的好弟子，也希望我们能放下目前的一切，搬到圣城修行和帮助道场做事。那时我们都忙着工作和做生意，真要就此放弃──实在有点舍不得。

一九八九年，上人带领僧团及居士们到夏威夷弘法，从那时起我就很想到圣城来拜佛。还记得当上人驾临夏威夷之时，我们不但有缘得以亲睹上人尊容德相，并获准跟随团队开车到海边观赏风景。来到山上一处非常美丽的地方，上人要下车，于是大家随着下车观赏这里的天然美景。

往下望，只见夹在两座长形的小山之间，有一片凹进来的海湾，很多人在那儿玩水和游泳，这就是夏威夷著名“Hanauma海湾”（上人称之为卧龙湾）。那两座山，右边的像龙头，左边的像龙尾向着大海，是旅客必到之胜地。

同年，我们全家（太太和两个孩子）带着恒亮师的骨灰到圣城来，先绕道经过“金山寺”。当时　上人为我们主持一些仪式，我们也于当天皈依了上人，上人的慈祥让我感动万分。有感于美国的教育腐败，加上我弟、妹常劝我送孩子到圣城念书，让他们多接近佛法，学习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也常听上人强调对义务老师的需求，我就想到要去做义工来报答上人的慈悲。

我劝两个儿子到圣城念书，那是在一九九O年，两个孩子当时一个只七岁，一个未满十岁。起初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才答应先参加夏令营试试看。想不到夏令营结束后，他们反而要求留下来。我因为还有生意要照应，只好请求母亲暂时帮着看管小孩。因母亲年迈，诸多不便，我只好尽快将生意结束，举家迁居到圣城。从此，我们在照顾孩子们的同时，也担负起圣城的一些义务工作。

刚到圣城，在恒茹师还当校长之时，我就开始到男校当义工，帮忙其他老师督导体育课、艺术课、中文课等等。另外还帮忙做城里房子的维修工作和一些杂务。回想十多年来，我在男校当过助教、老师，教过数学，还教美国小孩一些简单的中文。也担任过宿舍老师。

在李茂昌博士（现在的近永师）当校长期间，我和太太因两个儿子已逐渐长大，开始感觉到孩子生活上的需求也正逐渐增加，这成为我们的担忧。非常感谢李校长替我申请工作津贴，使我们能够安心地度过困难的日子，孩子们也能安心地上学。承蒙法师们和老师们多年来的慈悲与悉心教导，小孩得以顺利完成他们的学业，我内心由衷地感激。更感谢　上人所给予的一切，引导我找到应走之路。

最近这两年来，我的工作着重于学校的行政事务，有时兼代课老师。因为这是我的新任务，很多地方还需要学习。各方面都需要校长和刘太太（果玲）的帮助和支持。甚感欣慰的是，现任校长Mr. Bostick 是位慈祥的长者，他很有耐心地指导我，使我减少很多麻烦和困扰。

希望我们学校能够继续培育出更多优秀杰出的人才，为社会做最好的贡献，造福整个世界人类，如此才不致辜负了上人建立学校的宗旨。

葛西亚（Juan Gracia）．西班牙籍
男校电脑室负责人．数学老师

亲爱的朋友们！

今年是我在培德中学任教的第二年。对于在西班牙长大的我，如果有人曾对我说将来我会成为教师，我会不以为然地笑笑罢了。还记得高中时我们曾怎样刁难自己的老师们，而那还是一所私立学校呢！公立学校则乱如一片丛林。后来我看到大学老师们淡然地授课──我感到教书可不是我要做的事。

大约十三年前，我来到美国。很快我就意识到这里的教育系统，并不比西班牙的优越。我常常读到关于毒品、打群架、少年怀孕，及校园中设置金属检测器等。并且问题不只在于学生，教师们走出教室要求提高薪水，而学生则被丢在一边没有课上。

当好像看不到希望时，我却发现了　宣公上人办学校的远见。他完全看清了现今教育系统的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法。这里没有什么火箭科学，只是纯粹的直觉性智慧。那么，为什么他的想法没有被传播得更广呢？我认为是因为他的这个想法不易于被人们接受。宣公上人的这个教育系统要求，做为教师，我们得放下自己的欲念；也要求学生们不要一味专心于自我，要停下来，看看自己的同学、学校及外面的世界。

很多大孩子来到我们学校，很难适应这个系统。他们的“坏”习惯已经是根深柢固了：电影、上网、电脑游戏、男女朋友、香烟、酒等等，我自己高中时也曾经历过这些，现在我还能感到它的伤害。很多年过去了，我仍在“清洗房间”。我希望读这篇文章的年轻父母们，能够抽出时间学习　宣公上人对教育的开示，并且能反思一下：教育是从家庭里开始的。

今晚，二OO六年六月十六日，当司仪宣布说今年男校毕业典礼圆满落幕。心里不禁一阵感慨，时光真不饶人！今天午斋前还与陈威宏老师半开玩笑，说小斋堂里学生、家长、老师们正在毕业聚餐，您是“三朝元老”，还不去跟他们聚一聚。他会心一笑，不置可否。他已经在男校服务近十五年了，我也十二年了。时空、人事变迁真快啊！今晚的毕业主演讲者，罗伯特．布拉克先生说今天像昨天，明天会像今天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急遽变化的时代，急遽到变化本身也在变化。要能掌握未来的人，必先熟知过去。我也把过去十二年的几张底片洗出来，算是对历史的一段回顾吧！

我是九三年十二月来万佛圣城的。打完痛苦的禅七，在九四年二月份的一天晚上，方丈和尚突然问我，可不可以到男校帮忙教数学，我几乎不经思索就说OK了。这一教就几乎没停过。

我进男校的时候，差不多是陈哲文他们一批义务老师刚前脚离开，我后脚进的（那一批义务老师中，有曾瑞平老师留下来一直到九七年）。当时颜亚日老师是校长，名誉校长姜吉甫先生还在。上人采用义务教师制之后，许多事情都一下子青黄不接，学校经过一阵过渡时期的动荡，久久没能上轨道。

这里顺带提一下两、三位老师。陈威宏老师本于法国学音乐，因为其父母都在万佛圣城出家，在法国看了母亲寄来的上人开示录，就来美国了，受恒茹法师（义大利籍）之请，自九一年就开始在男校宿舍帮忙。他除了教书之外，还要悉心照顾双亲，也是舍监的生力军之一。

司阳老师，河北人，中科大化学系毕业，九三年来义教。九四年底离开。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给学生上〈水镜回天录〉，考题之一是以“周恩来”为题材，让学生填充。

刘学俭老师，江苏人，来的时间短，后来就去德州了。

有当时校长颜亚日老师的领导，以及总舍监曾瑞平老师的通力配合，还有姜吉甫校长、陈威宏、司阳，以及其他老师的努力，学校一步步走上正轨。男校义务老师的骨干力量有：恒长法师、恒达法师、恒聪法师，其他的如：果舟居士（David Rounds）、果兆居士（Roger Kellerman）、张福麟、杨江山（即现在的恒江法师）、谭世福（即谭果福，后与恒江法师一同出家，成为　上人在世时座下收的最后一批出家弟子）。

当时学生们相当优秀，如陈颂明、吴适有、Derrick 李等人。我在宿舍帮忙时，前一阵子感觉很生，但觉得他们能自律，几乎不需要老师。早餐排队上斋堂时，不用怎么叫就自动成行了。这几年，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向西方学习，越来越功利化，学生也越来越难教。并非我怀旧，时代之变化是惊人的。

还有一、两件事值得一提的，是九四年二月　上人在万佛圣城办敬老节，他请来了党国元老陈立夫先生，真是让我感到很新奇的一件事。在此之后，男女校都遵循上人的指示，年年举办敬老节与怀少节。这是我来圣城之后，所碰到的许多变化之一。

其实九三年、九四年是圣城的一个转型期间，慢慢地一个小中国城就矗立起来；其他的还有庆祝农历新年、中秋节等（逢年过节时，颜老师与曾老师都会邀请我到他们家去做客，现在回想起来，还特别地温馨与感恩）。舞龙、舞狮也应运而生，恒聪法师自然成了“龙头”，学生们以龙首是瞻；这给学生多增加了一项很好的课外活动，及传播中国文化的机会。（当时圣城的规矩比现在严，课外活动也少得多；但是从吴适有今年在万佛殿的报告中，这反倒成了他学习的增上缘。）

上人也于九四年春节在君康餐厅宴请所有的义务老师，可惜我没赶上，呵呵！（另一样我也没赶上的是，师父上人的对联课。）

结语：一九九四，我开始教书，也是我生命的一个新起点。刚教书的我僵得很。教学互长，与学生的良性互动，是在之后的教学生涯才慢慢摸索出来的。十几年的教书生涯，所学良多，获益无穷。这一所学校的潜力是无穷的，我也慢慢体悟到它要发展所面临的种种瓶颈因素，还不是那么好克服的。今天的学校与十二年前，或三十年前比，在硬体上已是天壤之别，但要走的路是很长的──光明之路，却也是一条蛮荆之路。

我一九九七年来到圣城做义务老师。因为那时上人圆寂不久，头两三年新来的义务老师很多，人气很旺，以后就少了。学生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仅谈一下前两三年的状况。

我们学校的教学宗旨，中学是忠，小学是孝。来之前，以为这没什么难。就像外面的教学一样，老师把课备好，再教授给学生就好了。如果只教世间学问，或许可以这样。但要以道德为宗旨，许多困难就无可避免。原因事后想来，就是上人的开示中所讲的──家庭教育破产。其毒害范围之广，远不仅仅限于学生这一代，连老师家长这代人也难幸免。话虽如此，也不是没有办法。好在许多老师都是修行人，从佛教的眼光来看，你就会发现学校是个大道场，很多在佛殿、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里都有。有位义务老师讲到在万佛圣城学佛的体会时说，那滋味是酸甜苦辣都有。来之前，我对这种讲法很意外。为什么他不说法喜充满呢？

我第一次教的是七年级中文课，班上纪律很糟。你转身在黑板上写字，他们就在后面闹。小熊、纸团满天飞。学生对功课不大重视。许多天之后，我的班上仍很吵，可我也无能为力。

一问之下，才知道班上六个学生，四、五个有家庭问题。对孝，可以说完全没有正常家庭小孩子所应有的敏感程度，特别是做错事后的羞耻心。和他们讲道理，听是听进去一些，可转眼就忘了。古人遇到这种情形可能会用体罚，现在也不能用。有一次，我和一位家长谈她孩子的问题，希望她能帮助一下。她只是说：“我们是单亲家庭。”就这样一笔带过了。我这时才开始明白上人书中在讲什么了。

这个班的级任导师是颜老师，每天给他们上课的时间比我多得多。另一位新来的数学老师也被学生吵得头大，没办法应付。有一天对我说：“我到门外去偷听，颜老师上课时也乱，但比我们的课安静多了。”那时我真想知道，如果上人亲自来教这个班会怎样，他们会学到东西吗？有的弟子讲，他老人家曾想来学校教，可事太忙，未能如愿。我不知实情是否如此。总而言之，这个问题我当时并没有参到答案。

这位数学老师看班上的同学代数功课欠缺很多，就发心说：“我要好好给他们补一补”。可他想好好教，学生却不配合。没几天就把他气疯了，跑上楼来对我和近岩师说：“某某学生太不像话，我说他，他还和我顶。我仔细观察一下，他完完全全就是个魔。”我和近岩师连忙又劝又哄，他才安定下来。

几年以后，这班上的同学长大了很多，确实也比以前用功了。可要说对忠孝有多少实行，我也说不清。有一天，其中一位同学不幸溺水而亡。大家都很难过。他就这样走了，我不知自己对他的未来有什么帮助，而我们今世的缘了了。至此我才感到义务老师的责任，这个学校，或许是学生一生或多生中受道德薰陶的唯一场所。

平时觉得我们的学生纪律差，这要看和谁比。和一些外面的学生比，我们真是强太多了。有一年夏令营，许多外面来的学生多数来自湾区的白领阶层家庭。当时我们请到一位骥老先生教毛笔字。第一次上课，班上乱哄哄，比我以前上七年级中文课那个班乱多了。他皱起眉头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还是靠把我们的学生插进来，与外面学生混合坐才解决了问题。他们上佛殿做功课，不用说晚课，就是午供也站得歪七扭八。而我们的学生，一小时的晚课都可以做到中规中矩。我们的学生因吃素、男女分校，举止动作都比外面的学生调柔，脸上的气色也好很多。

学校是圣城弘法利生的一环。做为一个团体，我们学生做工的成绩是傲人的。每遇到法会，像禅七、浴佛节之类的，整理会场都少不了我们的学生。虽然并不是人人都肯卖力做工，可我们有一批骨干。他们家长对　上人有信心，也教育子女有信心。不肯卖力的，看到别人卖力也会有所触动。这就是榜样的力量。由此亦可见到家长力量的伟大。

我个人从这个学校中学到了很多。如果用真心做学校的事，无论从与学生、老师、家长、庙方的关系上，都有无尽的法可学。虽免不了酸甜苦辣俱全的滋味，可这个代价是值得的。若视义务教育为一个法门，有的朋友或许还不知上人对它有多重视。有位老弟子告诉我，他出家后，上人分派他和另一位法师做学校的工作。有一次，他们被学生烦得没办法，就跑去见上人，说他们不想教了，想专心念阿弥陀佛就好了。

上人说：“若想让我住世，就回去。”

上人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学校的风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看到许多新的问题出现，有人祈求说：“上人，您赶快回来吧！”有人感慨说：“圣人不会留下未竟之业就离开的。”我虽能做的事有限，可相信义务老师的道德教育义务，并没有时间限制。以前毕业的学生，心中道德的种子能否萌芽成长，和我们现在的作为有极大的关系。

在我内心深处一直蕴藏着一个想法，那就是到学校帮忙。别小看这个愿望，我可是过了好久才鼓起勇气辞去原来的工作，如愿以偿地到培德中学服务的。那时离美西院校区域协会来校评鉴视察的日子，只剩短短的四星期了。我深深地知道时间有限，而待做的工作还很多，于是带着手提电脑、有限的教育经验，和一大堆世间习气往万佛圣城。

为了体验学生的住宿生活，我决定与廿位女生一起住大通铺。直到现在我都还不敢相信闹钟要那么早就响起、天一大早就那么亮了！努力地试了几次想起身，和她们一起去吃早餐，最后还是放弃，一直睡到她们朝会结束才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发现学生是多么慈善与好施，直到现在想到男女同学给予我的时间、协助和心爱物，仍觉得很温馨。更令我感动的是：曾看见有学生在七点钟用自习室来忏悔，或利用下午空堂清扫，或者放学后大家一起布置教室。她们的自制、自省能力，忠于作息时间，对修行和学校的投入都让我深受感动。

有一天午餐时，有些女同学来跟我说，她们在对世界宗教联合会的人致谢词时，禁不住感动而泣。此时此刻我发觉善良是多么地有传染性。又当我看到女同学在学生自治会选举时投票给对手，并在选举后陷入想辞职，或和对手同时工作的矛盾中，我是既惊奇又欢喜，感觉学校真的把谦虚与合作的价值观，蕴育在学生的胸怀中。此外，我也有机会跟男同学沟通。他们有时看起来傻乎乎，有天下午却听到了他们不仅坦率而且乐意分享的心声。尽管他们有时抱怨，但总体而言，我觉得学生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老实说，培德中学每位学生的品德，远比我在高中时都超出很多。

由于我的工作大部份是行政方面的，所以多数时间我得跟老师或行政人员沟通。因为美西院校协会有许多过去没有，或不重要的新要求，因此老师和行政人员增加了很多额外的工作。看到老师在上课之余，为学生准备大学课程的分班测验、期末考、批作业，除此之外又要因应评鉴工作而做种种准备。如此繁重的工作，对大家而言都是一项挑战。当然，我也观察到很多在两校和教职员之间的趣事。在和几位工作量大而累坏了的职员谈话后，我终于了解个中滋味。

在最后一个月里，与老师共事和学习的经验，是最令我提升的因素。我真不了解男校校长怎么可以教这么多课程，不但做校长的职务，同时又要准备评鉴。我也不明白女校校长怎能吃、睡这么一点点，不但要照顾学校，也要参加法会，还能如此精神抖擞。我更不解宿舍褓姆怎能同时还在学校教书。我无法想像在学校任教的老师们，到底做了多少牺牲奉献。最重要的是，法师们付出这么多，却从不求取任何回报，凡此种种，真令我感动！

我很荣幸有此机会在学校义务服务，并与这么多高贵有德的人共事。我直接看到美西院校协会如何帮助学校强壮，并鼓舞学校的精神，希望同学们能体会自己置身在多么好的环境，努力学习，并能将所学用之于世界。我也希望男女校和教职员之间，能加强彼此的沟通，并且我们大家都能继续培养良好的品德。

每天，甚至可说每一个当下，生活在万佛圣城，我尽我所能的去认知宇宙间的舞步。我每天随之而舞，编织着这种神圣性的脉动，使之成为师生所努力试图完成的绚丽锦绣。每一步都不可轻忽，因为它和整体是如此密切地连系着。换句话说，正确的态度与思想，就是生气蓬勃的活力源头。

有位伟大的作家曾这么说过∶“世界犹如一个舞台，男男女女都是演员。他们进进出出，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同时扮演着多重的角色。”无论我们扮演什么角色，都是同等的重要。导演不会把一个我们永远无法胜任的角色，指派给我们，谐和曼妙的舞姿是演员们所应具备的。

在万佛圣城男校教书，每天都是一种修行，它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