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寫了幾篇粗淺的文字，對胡適略有微詞，已陸續在菩提樹與萬佛城雜誌發表，仍然覺得言有未盡。最近讀到宣化上人開示錄，其中有一個四句偈：「真認自己錯，莫 論他人非，他非即我非，同體名大悲」。這四句偈文，依我的解釋是警戒修行人不要說人家的壞話，尤其是持戒方面，修行人應當認爲戒律只是爲我一個人訂的，他 人持戒清淨不清淨是他的事，與我無干，我絕不批評人家，否則就使自己先造口業。但是爲了扶持正法，如有邪知邪見之人或其著作偏差，似應予以駁斥，維護正 法，免人受害我因有此信念，所以一再提出拙見，以糾正胡適的文章，並效法韋陀菩薩的精神，摧毀邪魔，乃佛教徒應盡的責任，況且宣化上人前月來西雅圖金峰寺 講開示時，也曾說明此意。

我以前所提出糾正胡適思想的意見，大致是關於佛教的，因爲他不懂佛學，強不知以爲知，對於佛教諸多污衊，我不 得不指出， 以免青年學子受其蠱惑。日前又到華大東亞圖書館看書，看到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其中並未談到佛學，憑這一點足以證明他是真不懂佛學。另外我又看到一本李季先 生著「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再版，約十餘萬言，批評胡適該項著作，其中點點滴滴，極爲精邃，惜無法一一舉出重 述。玆抄錄最後一段，讀者閱後即可知咱們中國尚有明眼人。其文如下：

「現在總括起來說：梁啟超（對於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吹大擂，認爲具有『「不 廢江河萬古流」的』『敏銳的觀察力，緻密的組織力，大胆的創造力』，『「學問成家數」的胡先生』的『空前創作』（參看梁氏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自我 們看來，是觀察力不銳敏，組織力不緻密，創造力過于大胆！胡博士大言炎炎，認他自己做了這部『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的哲學史大綱『是中國一件大幸 事』，但我們根據上面十萬字的批評，可以確切地告訴他和世人，這是中國一件大不幸的事！

梁啟超于批評這部書之後，發表他的感想，說他『得有批評這 部名著的光榮』，很是『高興』，我則恰恰與之相反，很是『悲憤』。爲什麼呢？第一，我本不是一個專門研究哲學的人，只因到德留學，獲得一種新的觀點與方 法，偶然從友人處找着胡博士這部哲學史，携歸重讀一遍，發見許多錯誤，覺得有嚴厲批評的必要。但歸國後，因從事於社會科學的教授與著述，遂將此事置諸腦 後，遲至今日，因爲自述生平的學業，才得參考群書，重提舊事，雖此時的見解較前略有長進，然延遲這種批評工作，實在是十分可悲的事。第二，國内的舊哲學家 和新哲學家，老哲學家和少哲學家，大哲學家和小哲學家，到處都是，對于這部影響最大的書，從沒有作過有系統和整個的批評（除梁啟超外），學術界這樣萎靡不 振，真是令人憤慨！因爲這種不管事的沉默態度，不獨使讀書界受絕大的損失，對於作者也是一樣。試看胡博士初作哲學史時，態度是何等謙恭，他宣言這部書定有 許多未能做到他所標的目的和未能謹守他所定的方法之處，希望人家加以批評，並『做一部更完備更精確的中國哲學史』。但是過了幾年，他只聽得大家無聊的喝采 聲，碰不到一篇嚴厲批評文字，便漸漸感覺自己是中國天字第一號的世界聞名的哲學家，真是了不得，于是公然自命爲中國治哲學史的開山人，且自爲『中國一件大 幸事』，自稱他『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自認『以後無論國内國外研究這一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自猜『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 度的……休想站得住』！像這樣目中無人的驕傲態度，不獨是前後判若兩人，並且也是學術界所僅見的！然我們却不能完全怪他。這只是—和他自己所說的一樣—因 爲他『少了四圍的敵手與批評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他已生銹了，他已變鈍了！我們對于生銹和變鈍了的胡博士已經沒有愛護的可能，也似乎沒有愛護的必 要，只可惜學術衰敗的中國至今還沒有一部有價值的哲學史出現，以致一部份青年學子『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我們實在不忍見中毒的人日多一日，故竭自己的 棉薄，草就此文，爲批評界作一個先驅小卒，希望以後源源而來的都比此深刻而高明，而今日悲憤填膺的我將來也可以得着無限的安慰了！」

讀了李先生這 段結論，我有幾點感想：①梁啟超是一位大學者、文學家、政治家，學富五車，著作等身，有飲冰室文集傳世，究其實也是虛有其表，不然、不會對胡適的哲學史如 此大吹大擂。②民國以來的哲學家對胡適哲學史從無批評，是不敢批評呢？還是看不出該項著作的缺點呢？③以胡適這種空洞的學者在中國學術界居然也混得下去， 可見中國真是無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