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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宗教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有學術思想的；一種是只有神的信仰而無學術思想的。紅燈敎與白蓮敎屬於後者，與佛教基督教則屬於前者。
後者往往只能在一定時間、一定地區、一定社會起一定作用，很難在廣大地區維持永久，前者就不同了，它不但可以在一定地區生存和發展。而且，還隨着時間的延長，擴展到其它地區或其它國度裏去。它們之中，也有在原來誕生地點衰微，而在別的地方繁殖起來的。其所以如此，就因為這一類的宗敎不只是有一種組織。同時，它還有一套學術思想的緣故。
凡是沒有學術思想的宗教，通常都只能起一定的社會作用，而不能起一定的文化作用。此所以紅燈敎與白蓮敎當時都曾如火如荼，事過境遷，却了無痕跡。有學術思想的宗教却不同了；因為它本身就在文化範疇之中，所以它不僅可能發生軍事作用和政治作用。同時，還可以發揮文化作用。
凡學術思想一定具有傳播力和影響力。如果甲乙兩種學術思想碰頭，要它不互相起作用，那是不可能的。雖然，影響之程度及結果可能各有不同，但它們必將互相影響或一方給予另一方以影響則無疑義。
佛學與中國文化碰頭並不是它們兩個在中國以外的什麼地方遭遇，也不是中國文化前往印度，而是佛學從印度輸來，但無論它們碰頭的經過是怎樣的，它們之間將會有影響的事實發生，則亦無可疑義。
關於佛學傳入中國的經過，其最先見於正史信而有據的應推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印度之摩騰、竺法蘭二人應詔齎經典而來的這一件事。從那時起，佛之敎義始正式東被。因為這樣。所以，一般人多認為佛敎之傳入中國是自漢明帝永平十年開始。但我們曉得：西印度之摩騰、竺法蘭二人當時何以會應詔而來昵？不消說是因為漢明帝曾經有詔給他們。漢明帝當時何以會有詔給他們呢？如果漢明帝事先不知道有佛陀，漢明帝能够下詔徵求佛經嗎？當然不可能的。那未，事情便非常明顯了。必定是漢明帝在下詔以前就已經知道有佛有法。否則，他便無從下詔。據稗官野史所載，說中國秦時與寶利坊等交通，便已知道有佛。又說：西漢時從匈奴得到金人，這金人就是佛像。這當然都有可能，但不管如何，漢明帝以前，中國早已知道有佛，則是千真萬確的事。不過，西印度摩騰、竺法蘭東來以前，中國尚無佛經罷了。
佛學傳入中國以後。雖然，與它最先接觸的就是中國的皇帝，因而使得它的傳播，得到許多方便，但它起較大作用的時間，却不在最初那一段時期，而在六朝隋唐之間，直到唐代而大盛。在漢代，自從採納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中國學術界的第一勢力就是儒家；第二勢力是道家；佛家後來只算第三勢力。到了六朝隋唐以後，道家的勢力逐漸衰微，佛家才由第三勢力變為第二勢力。但也永久沒有變成第一勢力。
在三國和六朝時代，正是道家猖披的時代。此可從帝王儒者崇尚讖緯，迷信休咎，陰陽五行之說，深入人心之現象証之。而魏晉以後，更有甚焉。曹操所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也就含有道家思想。曹操尚且如此，其它諸人可想而知。魏文帝曹丕提倡曠達，舉世從之。前此建安七子。固早已以浮靡相尚，則其後二三百年間士大夫之崇尚清談，自亦非偶然。何晏、王弼是當時道家中之巨擘。王衍傳說：「晏弼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在者也。」此外，又有阮藉、稽康、劉伶、王戎、樂廣、衛玠、玩瞻、郭象、向秀等人皆以談立而負大名於時。甚至，父兄之勸戒，師友之講求，亦莫不以推究老莊第一事，這就尤足証明道家在當時的風行了。上焉者談玄，下焉者搞所謂煉養、符籙、占驗之事，是當時的一般現象。
道家最盛的時候，儒家且不免為之減色，佛家更無論矣。佛經雖然自漢明帝時候起即開始傳入中國，但在此時期，一般信佛者還只知道誦讀經文，皈依儀式，對於諸乘法理，即真正的佛學尚無心得。所以，事實上，三國六朝時代，還只能說是佛學在中國的萌芽時代。它對中國傳統文化還沒有大影响。同時，中國傳統文化對它也沒有大影響。
直到唐代，這情形才完全改觀。到了唐代，佛學就大盛起來了。唐代及五代時候的藝術和建築，都已受到佛教的影響，最有名的敦煌藝術就與佛學有不解緣。對於文學，它也很有影響。雖然，道家在唐代也還有它的力量，如像大詩人李白就是信道的，大詩人杜甫也曾經和李白一路到王屋山去訪尋道家的人，但與李白、杜甫同時的大詩人王維却篤信佛教。王維字摩詰，這摩詰二字便是從佛學得來，可見其影响力之大，已非往昔可比了。韓愈諫迎佛骨，固然是儒家反對佛家的一個例子，但那也正反映了佛學已經威脅儒家了。
反對佛學的固不自韓愈開始，魏明帝時，費叔才、褚善信兩位道士就曾經著過〈道佛優劣論〉，抨擊佛敎。甚至，吳主孫皓也曾經有過廢止佛敎的意思。不過，費叔才、褚善信兩人反對佛教，是為了長揚道教，與韓愈反對佛教，是為了維護儒家傳統，在動機上，兩者又各自不同。
唐代佛學之所以很盛，也並不偶然。晉以後，道家的勢力雖大，佛學在中國亦已相當發展。而且，這時期，還不斷有人到中國來翻譯佛經，宣揚佛法。東晉以後，更有道安等專闡揚佛學於士大夫間，惠遠開廬山，日夜說法，則更成為淨土宗的濫觴了。法顯橫渡雪山，深入天竺，將佛典帶回中國，並著佛國記以述所見所聞，這是中國到印度求佛的第一人。
此時，復有龜茲國人鳩摩羅什東來，不惟日夜從事翻譯，兼且收授門徒三千人，傳大乘敎，達者七十，儼然成為中國北方的一代大師。在鳩摩羅什之前，中國佛家所討論者僅小乘而已。鳩摩羅什首傳三論宗義，譯法華經，又譯成實論，這於是乎又成為成實宗入中國之始了。
其後，佛馱跋陀羅譯華嚴，曇無讖譯湼槃，南北朝時，五分律文、觀普賢經、觀無量壽經、瓔珞經等又相繼譯出。再後，菩提流支首倡地論宗，達摩首倡禪宗，真諦三藏首倡攝論宗及俱舍宗，智者大師首倡天台法華宗，南山律師首倡律宗，善導大師正式倡導淨土宗，慈恩三藏首倡法相宗，賢首國師首倡華嚴宗，善無畏三藏首倡真言宗，諸宗並進，萬馬齊奔，由此可見唐代佛學之盛，是有它的道理了。在此情勢之下，韓愈起而捍衞儒家正統，自亦為理所必然。
不過，韓愈雖然反對佛學，玄奘大師往印度取經的事却也就發生在唐代。同時，在文學上與他齊名的柳宗元很信佛，唐代大詩人白居易也很信佛。比韓愈前一個時代的大文豪謝靈運、劉勰也很信佛，比他後一個時代的蘇軾也很信佛。
韓愈以後，反對佛學的人也還很多，未明理學家也很反對佛學，但佛學却仍然在中國傳播。到了近代，梁啓超和梁漱溟也還是很信佛的，這可見佛學對中國學術界確有其影響。只是這影響似乎是越來越小罷了。
根本說來，佛學與中國帝王發生關係雖然很早，但它對中國政局所起的實際作用却不大。除了梁武帝捨身為佛以外，具體而嚴重的政治事件少有；同時，它也沒有能够取儒家的地位而代之。在觀念上，它使一部份中國人的人生觀更為超脫，倒是真的，也僅僅如此而已。
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除了佛學對中國文化有所影響之外。同樣，中國文化也對佛學起了一定的影響。佛學之所以能够趨於博大，中國文化實與有功。譬如天台宗，就不是來自印度，而是創自中國；印度亦無華嚴宗與禪宗，這都可見佛學受中國文化影響之深。綜合中國佛學與印度佛學來看：中國佛學實更較印度佛學富有哲學意味。
而這又似乎與「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家思想有關了。對於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我總有這樣一個看法：印度文化雖有理智成份及意志成份，却更富有情感成份；中國文化雖有理智成份及情感成份，但却更富有意志成份。因此，它們之間，原就互相有着需要處。
梁啓超論中國佛學之特色說：「美哉中國，不受外學已則，苟受矣，則必能發揮光大，而自現一種特色。……中國之佛學非純然印度之佛學也。……」如果梁氏之言為不虛，則更說明了它們之間的互相需要處。梁啓超又說：「吾竊信數十年後之中國，必有合泰西各國學術思想於一爐而冶之。吾請謳歌隋唐間古德之大業，為我青年勸焉。」梁氏此項旨趣極高。
然以梁氏作此信念所根據之理由而言，猶不過有感於隋唐間諸古德之大業一點，而在另一面，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亦正有相需之處；再加上今日世界已經突飛猛進，由於人類之自我覺悟和交通工具已把空間縮短之關係，我們顯然是更應該基於傳統文化的立塲，融合中西學術思想，向世界性的學術思想和行為標準邁進的。檢討佛學與中國文化之關係之後，我們應該對此更有信心吧！
緬甸的教育有賴於佛教
緬甸沒有文盲，不論男女，都能够看報和寫字。他們的教育所以能這樣的普及，並不是因為緬甸文結構的簡單，主要的，還是因為宗教的關係而得到發展基本教育的機會。
他們的教育，並不完全依賴學校。緬甸的慣例，凡是到了學齡的兒童，一定要送到廟宇裏去讀書認字。目的無非是為了將來能瞭解佛經，也因此倒給緬甸的兒童一個受教育的機會。擔任教書的先生，就是廟宇裡的法師。不論窮鄉僻壤到處都有廟宇，所以，緬甸的基本教育也就非常的普遍了。
緬甸是個佛教國家，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都是佛教徒。所以，法師在緬甸是非常受人恭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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