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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佛像裡表現中國傳統的審美意識，更可由佛像的服飾看出來。
北魏孝文帝推行華化政策，太和十年（四八六）正式採用中華天子袞冕禮服上朝， 太和十七年（四九三）遷都中原地區的洛陽，更禁止胡服、胡語，獎勵漢胡通婚，並改國姓｢拓跋｣爲｢元｣，這種華化現象也顯見於佛像，龍門、麥積山的北魏石彫便是最好的代表。
大體說來，龍門、麥積山的北魏佛像，爲長臉、削肩、瘦軀，以及一種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擺脫世俗的瀟灑態度，都更接近中國傳統的感覺；我們如果再比較古來的人物造形（如楚帛畫的男子像、漢代畫象石）以及神仙思想中對神仙形象的觀念，當可明瞭，甚且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外來的宗教想在已具有高度文化水準的中國推展開來，不能不與中國固有傳統思想有所妥協，美術造形亦然，所以龍門、麥積山的佛像給塑造成類似中國神仙的樣子，也正爲了滿足中國人的憧憬，同時也配合了知識份子的道家思想。
這時才算是眞正出現了中國式的佛像。這種類似中國神仙的硬瘦風貌，顯然不同於印度的圓滿美男佛像，也不同於雲岡初期北魏尚未完全漢化時期的佛像。
從佛像裡表現中國傳統的審美意識，更可由佛像的服飾看出來。 
自太和十八年（四九四）禁胡服以後，孝文帝依然命令以帝身爲範造佛像，這時佛像自然穿的是皇帝身上的中國式所謂上衣下裳寬袖長裙的服裝了。強調「衣文」成爲新的特色，衣文以平面構成扁平的樣子，衣襞顯出厚衣裳的質感與平行流動的線描，且衣端特別寬大，以裝飾化的造形，表現出翻轉波狀的起伏，已不再是身體上纏的印度式薄衣的樣子，在此不免讓我們想起｢衣冠制度｣這句話，中國古代向來以端正的衣冠來象徵國家政治及社會秩序，所以印度佛像，穿上中國服裝，並非不可思議。 
史載三國時代吳國畫家曹不興（一說北朝的曹仲達）所作人物衣褶有出水之妙，所謂｢曹衣出水｣，說開來正是印度人的薄衣在佛像上表現爲令人感觸到肌地的水淋淋樣子，在當時是新的表現形式，所以才被史籍記上一筆。
但佛像的北魏樣式，到了紀元六世紀中葉的北齊、北周時代，便衰退了，代之而起的是以山西天龍山、河南響堂山石窟爲代表的所謂｢天響樣式｣，最顯著的特色即是由瘦身長臉，再度變化爲圓臉，但不及雲岡明顯，原因是再度受到印度笈多王朝以薄納衣表現肉體的造形影響，捨棄了龍門樣式上所見的極端無視肉體的形態，而表現出柔軟豐富的感覺，衣襞也淺得不讓人注意，佛身的裝飾及寶冠等細部，都精細地刻畫出來。
這種傾向俞來愈強烈，經過了隋代，終於在中國佛教藝術的第二個黃金時代的唐代，達到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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